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，说最早扮演三毛的王龙基先生已经60多岁了，正在经商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条千真万确的消息听起来是那样的不真实。因为在人们心中，三毛的形象在《三毛流浪记》这部电影中永远定格了。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形象，他的扮演者怎么就和老年、商业联系在一起呢？

作为半个多世纪来最受华人喜爱的电影人物，三毛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心中。很多人肯定记得，三毛脖子上挂着一块牌，上面写着“我卖一万元”，蹲街自卖的场景。要知道，三毛的这个要价，还比不上一个布娃娃的价钱。很多人同样会记得这样的场景：三毛被大富之家收养后，偷偷地把一群命运跟他一样苦的穷哥们儿带进豪宅大院，载歌载舞，狂欢纵吃，最终大闹一场，扬长而去。1948年赵明拍的这部《三毛流浪记》用最生动的电影语言奠定了三毛的经典形象：衣衫褴褛，无处容身，鲜活乱跳，不贪富贵。也许是这个版本的三毛演得太出神入化了，以至于日后人们一提起三毛，眼前总会跳出这样一个形象：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大的脑袋，鼻子粗而大，头顶上的三根毛显得那样孤独，一个人在孤独的城市人群中更加孤独地流浪着，仿佛一粒飘浮的尘埃。

显然，从那时起，三毛作为一个形象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喜爱。其实作为一个艺术创造，三毛“出生”在1935年，那一年，张乐平老人用漫画的形式创造了这个独特的人物。当时，张乐平老人的本意是用漫画的艺术形式来教育民众，“有话无文，连而环之，在文盲居多的中国，可算是大众化”。但要等到电影《三毛流浪记》拍成，等到王龙基把三毛演活，三毛才作为一个不朽的形象被人铭记。这里，电影以更加通俗的故事和更为经典的形象塑造扩大了漫画的影响，并创造了一个独立于漫画的崭新形象。

像很多著名形象不断被重新塑造一样，三毛也一直在艺术家的创造视野中。最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张建亚拍的《三毛从军记》。这是一部介于常规与非常规之间的“后现代喜剧”，“真纪录片与卡通段落拼接，玩真假于股掌之间，似真非真，似假不假，不真不假，亦真亦假”（张建亚语）。所以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导演让三毛和历史中的大人物竟然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，这时的三毛想成为大人物，他屡战屡败仍痴心不改，但最终屡败屡战仍难以摆脱失败命运。这样处理的结果是，这一个三毛不再是赵明创造的那个人人熟知的单纯的流浪汉三毛，而更像一个傻大胆，他更多地表现了导演的这种意图：其实人人都是三毛，渴望出人投地，却免不了到处碰壁失败的命运。

这样，张建亚的三毛和赵明的三毛变得完全不一样：看赵明的三毛，你会感到那是一个人物形象，你会笑，笑过之后会对他产生同情；看张建亚的三毛，你也会看一个人物形象，也会笑，但笑过之后你会对自己产生同情，那是后现代的黑色幽默感。

不过，三毛永远是三毛，张建亚再怎么折腾，再怎么后现代，有一点他漏算了：不管是赵明的三毛，还是他的三毛，都逃不脱在命运大背景下的尘埃之感。赵明的三毛在都市中踽踽独行，而张建亚的三毛——我们，同样在尘世踽踽独行。

生活的确是孤独的。所幸，我们有三毛这个孤独的人一直陪伴着，永远不会背叛我们的记忆。事实上，这正是那么多中国人爱三毛的理由。